都市：堂吉诃德的收尾人传奇历险(特纳巴博萨)火爆小说_《都市：堂吉诃德的收尾人传奇历险》特纳巴博萨小说免费在线阅读

七月的校园里，总是弥漫着栀子花的清香。身着毕业服的学子们往来穿梭，仿佛一下子唤醒了平日沉寂的校园，引得下课赶去食堂的学弟学妹纷纷侧目。“茄子，再来一张！” “这次把博士帽扔上去，我们录个视频！”扛着摄像机的学弟突然看见了我，喊道：“孟学姐，你刚刚去哪儿了？我们还在找你呢。”我笑着解释：“我刚去接了个电话，一会儿我哥哥要来。”“学姐，在哪儿呢？这几年我可从来没见过！

这次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天才学姐的哥哥，肯定也是个天才吧！哎，这就是基因的力量吗？嘿嘿，那师父可不能怪我读书不努力了。

”旁边的同门也笑着调侃：“是啊是啊，你可是不知道，最近导师正抓着他的论文方向天天呲他呢。我看他啊，这次够呛。”我笑着拿起博士帽，走向等待拍照的人群，回头朝他们喊道：“天天就知道贫，快点给我们拍照！

拍得不好看可要拿你是问。”“这您放心！来来来，大家再来一次——茄子！

”当一顶顶象征落幕的学位帽纷纷抛向天空时，欢声笑语在耳边回荡。

而我却望向了远处连绵的山脉，穿过那些喧闹的身影，内心悄然涌起一种平静的感慨。

仿佛与我求学之初那个跋涉千里、辛苦莽撞的开端遥相呼应，而如今一切如此顺其自然、云淡风轻地，翻向了下一章。我的博导，胡院，笑着穿过熙攘的人群向我走来，眼角的纹路里盛满了近乎于“老怀甚慰”的感慨。

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比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正式。“怎么样，一会仪式结束得去好好庆祝一下！”他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是他特有的、故作轻松的调侃，“作为我的关门大弟子，我可算把你给熬出来了。唉，原来这就是带学生的感觉，天天半夜三更给你批论文改框架，差点我就‘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殛’，去校门口支个摊卖烤冷面了。”我忍不住笑起来，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暖流：“胡院，我怎么说也是您千挑万选、百里挑一出来的，您的辛苦正说明您上升的潜力还巨大无比嘛。加油，我看好您早日荣升院长。”我顿了顿，故意揶揄道：“一会师弟们组了个饭局，您老要不要屈尊跟着去，体验一下民间疾苦？

”“我可不去！”他立刻摆手，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一群混世魔王，比你还难对付，嬉皮笑脸的，哪还有半点师道尊严。我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你们自己放开了玩就行。

”“行，那明天我来家里看您，刚好朋友寄了点顶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咱师徒俩好好尝尝鲜，聊点正经的。”“那就明天中午！”他眼睛一亮，随即又板起脸，像个不放心的大家长，“你晚上可得少喝点。那帮小子谁敢灌你酒，你就告诉我，看我回头怎么一个个收拾他们。

”“好好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绝对不给他们犯上作乱的机会。”我笑着连连应承。这时，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是我哥。“哥，对啊，今天毕业典礼……你怎么还没到？

还得一会儿呢，不着急，你抓紧点就行。”我听着电话那头有些嘈杂的背景音，似乎还有小孩的嬉笑声。笑着送胡院离开，注视着他微驼却透着轻快的背影融入光影交错的人海。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终于在此刻缓缓沉淀下来。我，孟雨，今天博士毕业了。这条路，我走了好久好久，久到站在这个鲜花着锦的终点，竟生出几分恍惚。这匆匆画下、喧闹繁华的终章，像一面突然擦亮的镜子，蓦地照映出那段千难万难、几乎被岁月尘封的晦暗开篇。

眼前的喧嚣渐渐淡去，我的思绪飘回了那片厚重苍茫的秦岭深处。我的童年，是被秦岭的层峦叠嶂紧紧搂在怀里的。记忆里的天空，总是被高耸的山脊切割成窄窄的一条，湛蓝而遥远。那七十二道峪口，于我而言不是风景，而是七十二道沉重冰冷的闸门，将山外的世界死死关在外面，也将我们，牢牢锁在里面，不得离开，不得喘息，不得抬头。

我们村叫野栗沟，藏在最深的一道峪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像被世界遗忘的珍珠，散落在山坳里。房子大多是土坯房，低矮而阴暗，屋顶上长着经年的青苔。

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人，她常教我们感恩山神。夏夜的星空下，我们围坐在院坝里，她摇着蒲扇，指着黑黢黢的山影说：“山神爷仁慈，赐给我们漫山遍野的野板栗、八月炸、迷糊桃。比起山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我们是幸运的——只要好好守着大山，就饿不死。”那时的我，也笃信这份“幸运”。

我和哥哥狗儿、弟弟石头，漫山遍野地疯跑。春天采野花编花环，夏天在溪涧里摸鱼捉虾，秋天是最幸福的季节，核桃、柿子、毛栗子都熟了，我们可以敞开肚子吃，直到嘴唇被栗子壳染得乌黑。冬天则窝在烧得滚烫的土炕上，听奶奶讲那些听了无数遍的山精鬼怪的故事。我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和哥哥弟弟一起，在这大山里重复父辈的轨迹，生根，老去，最终也成为大山的一部分。世界就是眼前的山，山的外面还是山，直到天边。爸爸是村里最好的猎手和采药人，他沉默寡言，像山里的石头，所有的情绪都藏在深深的皱纹里和呛人的旱烟后。他有一个宝贝似的旧收音机，是很多年前用挖到的整整一背篓天麻换来的，那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电池金贵，他只在天气好的傍晚听一会儿，听着里面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和模糊的新闻，然后望着远山出神。妈妈则总是忧心忡忡，怀里抱着咿咿呀呀的弟弟，操心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和永远也不够吃的粮食。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我九岁那年的雨季。那年的雨特别多，淅淅沥沥下了快一个月，山路变得泥泞不堪。

村子里开始频繁地出现陌生面孔。他们穿着我们从来没见过的雨衣和胶鞋，背着大大的背包，拿着本子和笔，一遍遍地来，一遍遍地问。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说着我们半懂不懂的话。

奶奶总是如临大敌，一听到村口的狗叫，就赶紧让我和哥哥往更深的山林里躲。

“他们是来抓娃娃的！”奶奶的声音里带着世代相传的恐惧，苍老的手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被他们抓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送到山外头，就给别人当娃了！

”我和哥哥像两只受惊的小鹿，一次次地被赶进密林深处。

我们躲在巨大的岩石后面或茂密的树丛里，看着那些陌生人在村里走动，心里充满了好奇和莫名的恐惧。终于有一次，我和哥哥在躲藏中，还是不小心撞上了他们。

那是一个雨雾朦胧的午后，我和哥哥正准备悄悄回家找点吃的，迎面就撞上了两个披着绿色雨衣、浑身沾满泥点的人。他们看到我们，惊喜地朝我们挥手：“喂！小娃娃！你们几岁了？”我吓得尖叫一声，死死拽住哥哥的衣角，躲到他身后，用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瞪着这些“强盗”。“咦？不会说话吗？是小哑巴？

”其中一个年轻点的蹲下来，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友善些。“呸！你才是哑巴！

”哥哥像一头被侵犯了领地的小兽，猛地从路边捡起一根粗壮的树枝，横在我身前，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谁让你们进村的！让开，我们要回家！”那人也不恼，反而觉得有趣似的笑了笑：“小娃娃脾气还挺倔。我们是乡里来的干部，来统计适龄儿童上学情况的。我们来了好几趟，村里都没见着你们这么大的娃娃，老实说，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们紧闭着嘴，用沉默和倔强的眼神对抗着。奶奶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说话。另一个年纪大些的人从包里掏出几颗水果糖，递过来：“娃娃，别怕，吃糖。告诉叔叔，你们想不想去学校读书啊？”彩色的糖纸在灰蒙蒙的雨雾里显得格外诱人。

我咽了咽口水，但哥哥一把打掉了他手里的糖，大声说：“我们不吃！奶奶说你们是坏人！

要抓我们走！”那两人对视一眼，叹了口气。

年轻的那个故意板起脸吓唬我们：“山里有大野狼，专门吃不听话的娃娃！

你们再不老实跟我们走，晚上就把你们丢山里喂狼！”从他们零碎的、我们听不懂的对话里，我模糊地捕捉到“义务教育”、“违法”、“必须上学”这样的词。总之，一个我们无法抗拒的消息传来：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我们必须下山，必须去一个叫“学校”的地方。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潭水，在家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晚上，煤油灯把一家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摇晃不定。

爸爸闷头抽着旱烟，一言不发，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奶奶首先发难，她哭着拍着大腿：“不能下山！死也不能下山！山下的人都是强盗！他们会抢走孩子，不还回来的！囡囡和狗儿就回不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紧紧地抱着弟弟，身体蜷缩在角落里，仿佛想要把自己和弟弟都隐藏起来。她的声音细若蚊蝇，仿佛生怕被人听到似的，带着一丝惶恐和无助：“下了山，地怎么办呢？

那些庄稼可都是我们的命根子啊！还有那么多活计等着去做，这可如何是好呢？小宝还小，谁来照顾他呢？他的学费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拿什么去交呢？而且，我们以后吃什么呢？

”爸爸猛地磕了磕烟袋锅，发出刺耳的响声，闷声道：“光躲着有啥用！

狗儿都快成个睁眼瞎了！以后连个媳妇都说不上！你看山下老赵家的大小子，上了学，现在都能去镇上干活了！”“上学上学！上个屁学！”奶奶突然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蹭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你忘了你姐了？

当年就是被哄下山，说是上学，结果呢？结果被送到哪去了？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想让我的孙孙也这样没了吗？！”奶奶提到早夭的姑姑，这是家里不能碰的伤疤。

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灰白，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更深地埋下头，烟雾更浓了。

这样的争吵持续了很多天。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和哥哥吓得不敢大声说话，只能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我心里很乱，既害怕奶奶说的那些事，又对山下的世界、对“学校”产生了一丝隐秘的向往。哥哥则更多的是茫然和抗拒，他舍不得山里的自在。无论大人们如何挣扎、恐惧、妥协，在那个山果再度成熟的季节，我和哥哥还是被命运那双看不见的大手提着，在两个乡镇干部几乎是“押送”般的陪同下，一步三回头地，送下了山。“张老师，这是山上野栗沟漏报的那两个孩子，哥哥九岁，妹妹七岁虚岁，还不识字，只能麻烦你先收在班里了。

”我和哥哥像两只被雨水打湿翅膀、惊慌失措的雏鸟，瑟瑟发抖地被“提”进了明亮却陌生的教室。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我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是磨得发白的解放鞋，身上还带着山里的土腥味。我紧紧攥着哥哥的手，手心全是冷汗，不敢有丝毫挣扎。老师是个很温柔的中年女人，姓张，她笑着摸摸我们的头，对那个干部说：“放心吧，交给我。”哥哥没有和我坐在一起。因为他年纪大、个子高，被安排在了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我被按在第一排正中间，旁边是一个拖着长长鼻涕、正努力把鼻涕泡吸回去的小男孩。他好奇地歪头看我，我嫌恶地、小心翼翼地往旁边挪了又挪，椅子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引来一阵窃笑。黑板上，老师用白色的粉笔写下了“a, o, e”。那些符号像一条条扭动的白色蚯蚓。

它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们。但环顾四周，那些山下的孩子们，似乎也不全认识它们，很多人也是一脸茫然。放学后，老师们分头送路远的孩子回家。我和哥哥终于能牵上手，沉默地看着同学们被一个个送到不同的村落。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哥哥，你上课在干什么呀？我都看不到你。”我小声问。“我看到你啦，”哥哥撇撇嘴，“像条蛆扭过来扭过去。”“你才是蛆！”我不服气地捶了他一下，“老师问谁想当班长，哥哥，你想当吗？”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我不喜欢老师，班里都没我这么大的，都是些流鼻涕的小豆丁，我不喜欢跟他们玩。”“哼，”我扬起下巴，那点小小的好胜心被激发了出来，“那我明天就要当班长，让你们都听我的！”那天到家时，天已墨黑。爸爸罕见地没有躲起来抽烟，而是站在门口张望。看到老师们送我们回来，他搓着手，有些局促不安。奶奶和妈妈躲在屋里没出来。老师们嘱咐了几句，说明天天刚亮就会来接我们，怕我们找不到路。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下，微弱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简陋的小房间，这里成了我和哥哥唯一的课堂。我们坐在泥地上，用树枝在上面划着白天在学校里学到的拼音字母“a、o、e”。哥哥比我大两岁，但他在学习上总是显得有些吃力。那些简单的拼音，他总是记不住发音和写法，写出来的字也歪歪扭扭的，就像鸡爪扒过一样。看着他那笨拙的样子，我心里有些着急，但还是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我像一个真正的老师一样，认真地纠正他的错误，告诉他每个字母的正确发音和写法。哥哥则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自己听懂了。然而，当他自己动手写的时候，那些字母又变得奇形怪状起来。尽管如此，哥哥却从不气馁，他总是用最崇拜的语气对我说：“妹，你是班里最聪明的！一学就会！

”听到他这样说，我心里既高兴又有些不好意思。我愿意教他一千遍、一万遍。

他是我最笨的哥哥，也是我最喜欢的哥哥。在这个昏黄的小房间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那盏煤油灯见证了我们的努力和成长。

灯光把我们依偎在一起的身影投在墙上，放得很大很大。

妈妈有时会偷偷塞给我们一小把炒熟的南瓜子，那是我们难得的零嘴。

爸爸偶尔会背着手走过来，沉默地看一会儿，然后又背着手走开，继续去抽他的旱烟。

此后每一天，我和哥哥都在老师的护送下，踩着那条唯一的、泥泞的路去学校。那条路，被我们的脚印一遍遍夯实，仿佛也渐渐熟悉了我们这两个小小的行者。直到天气转冷，山风变得刺骨，我们终于被允许自己上学了。第一次在天不亮时独自下山，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偶尔的鸟叫和风吹过树林的呜咽声。我原以为会充满对黑暗和传说中山魈鬼怪的恐惧，心里却意外地，只有奔向那片未知天地的急切期盼和朦胧憧憬。

怀里揣着妈妈偷偷塞的滚烫的烤红薯，仿佛也揣上了一颗滚烫的心。“你爬慢点！坡陡，会摔！”哥哥在后面打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晃动，他紧张地喊，声音在山谷里荡出回音。

“我才不怕！”我在前头像只敏捷的小山羊一样蹦跳，“山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认识我，它们会保护我的！哥哥你快点儿！我现在可是班长，我要第一个到学校！”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清脆。

那条蜿蜒曲折、布满碎石和树根的路，被我们踩过了一个又一个果子成熟又落地的季节。

春天踩过漫山遍野的野花，夏天踩过湍急的溪流，秋天踩过厚厚的落叶，冬天踩过皑皑的白雪。我们对它的熟悉，胜过任何地方。对了，张老师给我们改了名字。

她说，狗儿和囡囡是小名，上学了，要有堂堂正正的大名，写在书本上的名字。

她想了想说：“哥哥就像早上的太阳，充满希望，就叫邹旭吧。妹妹嘛，眼睛亮亮的，像山里下雨后一样干净清爽，就叫邹雨，好不好？”我和哥哥互相看了一眼，用力地点点头。

邹旭，邹雨。我们在作业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这两个新名字，心里有一种奇异的神圣感。

我们有了新的名字，仿佛也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那些年，我拿回了一张又一张奖状。

红彤彤的纸上写着“第一名”、“三好学生”。爸爸沉默地看着，最初没什么表示。后来，他偶尔会多看两眼不屑一顾的说：“你们迟早还要回到大山”再后来，他会把奖状团起来塞进土墙最深的裂缝里——刚好能严严实实地堵住冬天漏风的窟窿。

这些印着金边红字的纸，在他眼里，第一次有了除荣誉之外的实际用处。时光飞逝，仿佛只是几个寒暑交替，我和哥哥就小学毕业了。那时，哥哥十七岁，已经是个肩膀宽厚的少年，而我十四岁，也褪去了不少稚气。毕业那天，张老师亲自来到我们家那低矮的土屋，脸上带着喜悦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她对着爸爸、也对着我和哥哥说：“邹旭，邹雨，你们成绩很好，尤其是邹雨，非常好，每次都考第一。镇上初中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你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去继续读书！

这可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啊！”那是爸爸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正儿八经地站在与“学校相关事务”有关的场合面前，虽然地点是在家里，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个时刻的庄重和严肃。爸爸的皮肤黝黑，那是长期在户外劳作被阳光晒出来的颜色，他的脸上看不出明显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