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里，我成了最后一个守钟人(小黄梁哲)完结版小说_最新全本小说末日里，我成了最后一个守钟人小黄梁哲

警报响到第七天的时候，我终于确认，整座城市只剩下我一个活人。不是丧尸围城，也不是极端天气，而是“时间停滞”——ZF在最后那条中断的广播里，把这种未知现象仓促命名为“时间锈”。这个词像根生涩的齿轮，卡在我混沌的意识里：那些鲜活的人和事，就像铁制品在潮湿空气里慢慢氧化，被一层无形的锈迹裹住，凝固成了不会褪色、也不会腐烂的雕塑。风停在半空，雨悬在檐角，连平日里聒噪的麻雀，都成了窗台上定格的剪影。七天前的清晨:5：15，我正攥着海关大楼的钟楼钥匙往楼顶跑。帆布鞋踩在大理石台阶上，发出“嗒嗒”的轻响。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是闺蜜林晓晓发来的微信：“星雨，今天换班记得帮我带杯冰美式！

少冰哦，谢啦宝贝！”我咬着嘴里的全麦面包，腾出一只手回了个“OK”的表情包，脚下没注意，差点被台阶边缘磕到，面包渣掉了一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条消息，会成为我们最后一次对话。我叫星雨，二十一岁，是海关大楼机械塔钟的维护员。

说起来有点荒诞，堂堂百年历史的海关大楼，那台1927年从英国W公司进口的机械塔钟，日常维护的居然是我这样一个刚从职业技术学院“机械维修”专业毕业半年的小姑娘。

面试那天，物业经理老李盯着我简历上“熟悉齿轮传动与发条结构”的字样，又听说我能接受凌晨五点和深夜十点的值班毕竟这钟需要早晚各上一次发条，当场就拍了板：“每月四千五，缴纳六险一金，管住不管吃，干不干？

”我当时已经毕业半年多了，父母给我的毕业红包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口袋里还剩三百二十七块和一片玫瑰，想都没想就点头了——毕竟，能在一线城市市中心区域找到包住的工作，已经是撞了大运。钟楼在海关大楼的第十一层，再往上还有个约莫十平米的露天平台，围着半人高的石栏杆。

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刻板得像台机器：早上六点准时用专用铜钥匙给钟上发条，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匀速转动三十圈，快了容易导致齿轮咬合错位，慢了则动力不足。

上午九点检查内部齿轮组的润滑情况，用物业统一配发的锂基润滑脂涂抹磨损部位。

中午十二点对着钟面校准我的电子表幸运的是，这表是太阳能充电的，警报响后还能勉强运转。下午两点用麂皮布擦去钟面和外部装饰上的灰尘。

晚上十点再重复一次上发条的流程，然后蜷缩在值班室的单人床上睡觉。这台塔钟高约三米，黄铜钟体被百年岁月磨得发亮，阳光照上去时，会在墙壁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内部的齿轮组复杂得像座微型迷宫，大小不一的齿轮咬合在一起，转动时发出“咔嗒、咔嗒”的清脆声响，精准得惊人——只要维护到位，每日误差永远不会超过十秒。

我第一次跟着老师傅学习维护时，他敲了敲钟体说：“这东西认人，你对它上心，它是不会跟你捣糨糊的。”那时候我只当是老人的絮叨，直到警报响的那天，才明白这句话里藏着的救命意味。七天前的上午八点十分，我刚给钟上完发条，正趴在平台栏杆上啃剩下的半块面包，突然听见楼下传来一阵尖锐的骚动。

起初是女人的尖叫，像被踩住尾巴的猫，接着是汽车急刹的刺耳声，“吱——”的一声划破清晨的宁静，最后连警笛声都像被按了快进键，从不同方向涌过来，密密麻麻地织成一张混乱的网。我探着身子往下看，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着，一辆红色公交车却斜着半个车身撞在了护栏上，司机半个身子探在窗外，手还死死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路边的菜摊上，一个穿蓝布衫的阿姨举着五块钱定在原地，眼睛眨到一半僵住，眼白上还挂着没来得及落下的泪珠，面前的摊主则保持着递塑料袋的姿势，塑料袋口被风吹得鼓起来，却再也不会晃动。

“搞什么啊？拍电影也不提前说一声？”我掏出手机想拍个视频发朋友圈，却发现信号格全变成了灰色的“X”。尝试给林晓晓打电话，听筒里只有“嘟嘟”的忙音，像钝刀子割着空气。就在这时，大楼的应急广播突然“滋啦”一声响了，一个急促的男声透过喇叭传出来，带着明显的喘息：“请各单位人员立即回到岗位，市民不要外出，等待进一步通知！重复，请市民不要外出——”声音卡在“外出”两个字上，像是被人猛地掐住了喉咙，接着就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持续了十几秒后，彻底归于沉寂。

整栋楼瞬间陷入死寂。我抱着冰凉的石栏杆蹲下来，心脏跳得快要撞碎肋骨，面包渣掉在衣服上都没察觉。楼下的骚动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的安静——没有车鸣，没有人声，甚至连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都消失了。我在栏杆边蹲了十分钟，反复告诉自己“只是演习”，却还是控制不住地发抖。最终，我咬了咬牙，推开钟楼的铁门，决定下楼看看情况。刚走出钟楼通道，就撞见三楼办公室的王姐趴在电脑前，手指悬在键盘的回车键上方，屏幕上还停留在一封未发送的邮件页面，收件人是“总经理”，主题栏写着“关于月度考核的申请”。一楼传达室的保安李哥靠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打火机刚打着火，火苗就那样凝固在半空中，橘红色的火焰像颗小小的宝石。甚至连走廊里的保洁阿姨，都定在垃圾桶旁，手里拿着半块抹布，桶里的污水还保持着倾倒的姿态，却没有一滴洒出来。

他们都变成了......“雕塑”？没有伤口，没有痛苦，就那样以最日常的姿态，被永远定格在了某个瞬间。我踉跄着退回到钟楼，反锁了铁门，背靠着冰凉的钟体滑坐在地上。直到傍晚，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才敢从值班室的储物柜里翻出物业发的应急饼干和矿泉水，这是入职时老李发给我的，说“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真的派上了用场。吃第一口饼干时，干涩的粉末卡在喉咙里，眼泪突然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我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在电话里说“周末回家吃饭，妈妈给你卤牛肉，还有你爱吃的苦瓜炒蛋”。

想起林晓晓约我周五下班去吃前面商场新开的中式甜品，想起隔壁街早餐店的阿姨总给我多放一勺榨菜，还说“小姑娘干体力活，得多吃点”。

这些平常到不值一提的瞬间，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无比珍贵，像碎玻璃一样扎在心里。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敢再下楼。白天就坐在钟摆旁边的地板上，盯着左右摇晃的黄铜钟摆发呆，数着“一、二、三……”，直到眼睛发酸。

晚上就蜷缩在值班室的单人床上，裹着那床薄得像纸的被子，睁着眼到天亮。

我已经没有了日期概念，全靠那台塔钟来判断时间——钟摆每摆动一次是一秒，每六十次是一分钟，每三千六百次是一小时。我像个守财奴一样，死死盯着钟摆，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节拍。第三天清晨，我被渴醒了，矿泉水瓶已经空了大半。

我咬着牙拉开钟楼的门，打算去一楼的茶水间接点水，却在路过小区门口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小区菜摊前的蓝布衫阿姨还保持着递钱的姿势，她面前的菜筐里，小白菜和油麦菜摆得整整齐齐——显然，她当时正在犹豫买哪一种。而不远处的修鞋摊前，老师傅正拿着锥子给一只黑色皮鞋缝线，针尖已经穿过皮革，姿势稳定得像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连肩膀的倾斜角度都没有丝毫变化。我突然想起，之前路过时，老师傅的姿势也是这样。而蓝布衫阿姨旁边，又多了两个定在原地的人，一个攥着购物袋，盯着里面的苹果皱眉，一个举着手机，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表情都带着明显的犹豫。我心里猛地一跳，快步走到街对面的“审美理发店”，透过落地玻璃窗，能看到理发师正举着剪刀修剪顾客的刘海，手腕稳定地移动，眼神专注地盯着发丝，而那位顾客则皱着眉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嘴角抿成一条直线，像是在纠结发型是否满意。再往前走，“好运来面包店”的店员拿着夹子夹起一块奶油面包，眼神落在面包的正中央，没有丝毫偏移；收银台前，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低头数着零钱，手指顿在半空，脸上满是迟疑，似乎在算“够不够付账”。

一个荒谬却又无比清晰的结论在我脑海里成型：那些被“时间锈”困住的人，都停在了“犹豫”“纠结”“选择”的瞬间，而那些专注于某件事、没有多余杂念的人，撑的时间更久。我拔腿就往海关大楼跑，帆布鞋踩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是在追赶什么。一口气冲上楼顶钟楼时，我已经气喘吁吁，扶着钟体大口喘气。那台机械塔钟还在稳稳地运转，黄铜钟摆左右摇晃，幅度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齿轮咬合的声音清脆得像在唱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没事——这两天我除了给钟上发条、检查齿轮，几乎没做过任何需要“选择”的事。

没有犹豫“要不要吃饭”，没有纠结“要不要找妈妈”，只有重复而专注的动作，像这台钟一样，沿着固定的轨迹运转，不偏不倚。这台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我立刻从值班室翻出一个笔记本，笔给自己制定了一份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 每天早上六点整：用专用铜钥匙给钟上发条，匀速转动三十圈，耗时十分钟；• 六点十分：到值班室的小阳台洗漱，用储存在塑料桶里的自来水昨天发现水管里的水还能流出一些，但时断时续，我已经接了满满两桶；• 六点二十分：吃应急饼干配矿泉水，严格控制在三块饼干、半瓶水；• 上午九点整：检查齿轮组的润滑情况，重点涂抹主动齿轮和从动齿轮的咬合处，耗时四十分钟；• 中午十二点整：对着钟面校准电子表，确保误差不超过五秒；• 下午两点整：用麂皮布擦拭钟面和外部装饰，从数字“1”到“12”，每个角落都要擦到；• 晚上七点整：再检查一次钟摆的摆动幅度，确保振幅稳定在十厘米；• 晚上八点整：准时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听着钟楼传来的“滴答”声入睡。我把时间表贴在值班室的墙上，每天严格按照上面的时间行动，不敢有丝毫偏差。

每当“要不要去找找林晓晓”“家里人是不是也出事了”“还能活多久”这些念头冒出来时，我就立刻走到钟前，盯着钟摆数次数，“一、二、三……一百、一百零一……”，直到那些杂念被“滴答”声彻底淹没，只剩下机械的计数声。第五天下午，我在擦拭钟面时，发现钟楼通道的窗户玻璃裂了一道缝。大概是以前下雨时被风吹来的石子砸到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透着外面灰蒙蒙的光。我从工具箱里翻出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把裂缝粘好，又用硬纸板挡在外面——不是怕雨，是怕看到外面那些静止的“雕塑”，怕自己忍不住陷入“要不要救他们”的犹豫。

透过粘了胶带的玻璃往外看，整座城市像一幅被定格的油画：远处的写字楼灯火全灭，只有少数几扇窗户还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应急灯的光，马路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偶尔有几片树叶被风吹过，却再也落不到地上，就那样悬在半空，像被施了魔法。

第六天清晨，我给钟上发条时，手指突然滑了一下。铜钥匙在孔里卡了半秒，齿轮发出“咔”的一声闷响，像是骨头错位的声音。我吓得心脏骤停，赶紧停下手，趴在钟体上听内部的声音——还好，齿轮还在转动，只是轻微的卡顿。但那一瞬间的慌乱，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孤立无援下去：应急饼干只剩最后五包，矿泉水也快没了，而且，如果“时间锈”的范围会扩大，这台钟会不会也被“锈住”？我需要找些能用的物资，也需要确认，这座城市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活人。第七天早上六点半，我把工具箱里的活动扳手塞进帆布包，又装了两包饼干和半瓶水，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海关大楼的厚重铁门。街道上比我想象中更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响，像在跟自己对话。我沿着路边慢慢走，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雕塑”，生怕他们突然动起来，又怕他们永远不动。

走到第三个路口时，我发现一家“全家便利店”的门没锁，玻璃门虚掩着，露出一条缝隙。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霉味和零食香气的味道扑面而来。货架上的零食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散落着几个空饮料瓶，收银台的抽屉敞开着，里面的零钱撒了一地——显然，警报响时这里发生过混乱。我蹲在货架最里面，找到了几盒未开封的纯牛奶和一包黑巧克力保质期还有半年。

就在我把牛奶和巧克力塞进包里时，突然听到便利店后门传来一阵微弱的“哗啦”声，像是有人在翻东西。我心里一紧，握紧手里的活动扳手，慢慢朝后门挪过去。

后门也是虚掩着的，一条缝隙里透出外面的光，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我屏住呼吸，猛地推开了门——门外的巷子里，一个男生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生锈的铁棍，试图撬开一个红色的消防栓。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帽子戴在头上，遮住了大半张脸，头发乱糟糟地从帽子里露出来，脸上沾着不少灰尘，但眼睛很亮，像落了星星。

看到我的瞬间，他也愣住了，手里的铁棍“当”的一声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巷子里格外刺耳。我们对视了足足五秒，谁都没说话。“你……你是人？

”他先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大概是很久没说话了。我点了点头，手里的扳手却没放下，警惕地看着他：“你也是？”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我叫梁哲，是市电力公司的抢修工。警报响那天，我正在郊区的变电站修线路，手机没信号，等我骑着摩托车回来，就变成这样了。

”他指了指巷口那些静止的人，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我盯着他看了半天，确认他的动作自然，没有“卡壳”的迹象，才慢慢放下扳手：“我叫星雨，是海关大楼的塔钟维护员。”梁哲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往前凑了两步：“海关大楼？

那台百年机械塔钟还在走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找能显示时间的东西，电子表早就停了，连手机都成了砖。”“在走。”我指了指自己的手腕，“我的表就是每天对着钟校准的，误差很小。”梁哲松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往墙上靠了靠：“太好了！

我发现只要盯着有规律的东西看，比如路灯杆的间距、地砖的排列，就不会陷入犹豫。

这几天我一直靠着数路边的梧桐树过日子，生怕自己也变成‘雕塑’。

”他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测。我蹲在台阶上，撕开一块黑巧克力递给他：“我也发现了，